城市批判理论学者尼尔·博任纳在新书《新城市空间：城市理论与尺度问题》提出并阐述理解21世纪城市问题的尺度概念和方法。
Neil Brenner, 2019. New Urban Spaces: Urban Theory and the Scale Ques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城市批判理论学者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中译名参照李志刚等人翻译的《城市，地域，星球：批判城市理论》)在新书《新城市空间：城市理论与尺度问题》提出并阐述理解21世纪城市问题的尺度方法。
今天，城市状况正在发生根本转型。城市重构正在加速，新的城市空间正在固化，新形态的城市化正在形成。在《新城市空间：城市理论与尺度问题》一书中，博任纳认为欲理解城市生活的这些突变不仅需要实证研究，还需要城市化的新理论。为此，博任纳提出了一种方法，打破传统上把城市作为一个有界限的定居单元（例如城市或大都市）的概念，并探讨资本主义城市肌理的多尺度构成和周期性尺度重组(rescaling，谢谢牛津小裁缝老师对这一术语的翻译指教)。以批判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空间化方法为基础，博任纳对尺度重组进程如何改变既有的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对新兴城市化模式和路径的多样化后果展开了一个范式叙述。这本书还认为需要彻底改进批判城市理论：必须根据不停变化的城市化世界持续地重新发明关键的城市概念，如此方能阐明所欲理解的城市化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问题引发了有关概念化、方法和阐释的激烈辩论。20世纪城市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明确或暗含的地理对比来界定其研究对象。尽管对于什么才是城市生活特殊性的最佳定义的辩论十分激烈，但这个领域几乎普遍被划分为两个所谓非城市区域——郊区和农村。简而言之，20世纪的大多数城市研究都建立在如下基本假设之上：即城市代表一种特定类型的地域，可以通过相对于其边界之外的其他不同形态的地域来定义。直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城市研究领域的成熟和发展，部分理论探索开始动摇城市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元地理的无意识，从而提出城市研究领域及其研究重点和方法的替代概念化的可能性。其实，实现这种替代性概念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早在1930年代就已率先提出，但直到1990年代初才广为巩固，即将城市视为尺度，而不是地域。在这种替代性方法中，城市空间不是通过城市与其他居住区（郊区或农村）的横向对比来描绘，而是通过城市尺度在动态演变的多层组织-地理结构(configuration)中的垂直定位来描绘的。除了城市尺度之外，这种结构通常被假设包括至少三个其他关键尺度——区域、国家、世界或全球。有时还会考虑其他尺度，例如身体、邻里、地方、大都市区、超国家和大陆。1990年代以来，在关于后福特主义、全球化和城市重构的辩论中，城市问题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尺度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用尺度对城市重新定义，这对城市理论和研究意味着什么？它的分析可能性和危险是什么？这种方法以何种方式重构了长期把“城市”作为研究核心焦点的城市研究？城市被概念化为一个内嵌于更广阔、动态发展的整体之下的社会空间关系，而不是一个有界限的地域单元或者说城市的容器。长期以来，尺度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但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重构和对于“全球化”的相关辩论的关注，尺度的学术基础又被重新发明。地理尺度的新术语为城市学者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新概念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可以严谨使用关系性术语来研究历史上或当代城市化的地理变化。用尺度来考察城市，意味着不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单元或一种居住空间类型来概念化，而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空间实践的力场，通过其在一个有模式有规律的社会空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广泛的、跨尺度的框架内的关系嵌入和定位变化来定义。现在，尺度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一个关键维度，与此同时，把城市作为不同形式的尺度重组的舞台和目标的研究层出不穷。对尺度的新政治经济学兴趣激增，与今天所谓的全球城市理论的发展相吻合，更一般地说，与全球化的城市化关键方法的阐述相吻合。《新城市空间：城市理论与尺度问题》致力于系统探索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批判城市研究领域中与尺度叙事、尺度类别和尺度导向方法的反身性动员相关的广泛问题域(problematique)。本书指导问题如下：在何种意义上，城市问题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尺度问题？什么样的尺度概念化——尤其是城市尺度——最适合这种探索？这种尺度重构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后果是什么？尺度分析如何改变我们对城市研究单元、地点和对象的理解？在城市问题的尺度导向方法中，“城市”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能够并且应该仍然是一个中心分析变量和经验研究焦点？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的尺度导向方法对解释当代城市重构模式有什么意义？这种方法对研究特定地方、区域和领域内的重构过程有什么意义？最后，对于城市问题的尺度方法，有哪些合适的概念参数？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解释性的、阐释性的和描述性的范畴，尺度有限制吗？本书描绘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的、仍在进行的研究探索的轮廓。本书章节遵循一条集中提问的路径，由前述的尺度问题域定义，并孜孜不倦寻找概念工具和方法策略，试图破译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下全球城市肌理的尺度重组。本书的主要论述思路组织为跨越抽象层次和几个相互关联的探究领域的螺旋式运动。它从现代资本主义下城市问题的相对抽象、反身性的尺度表述(第2章和第3章)，转向一系列与当代城市研究的几种主要方法的批判性对话，主要涉及1980年代以来欧美各地区城市转型的更为具体复杂的研究途径(第4章至第7章)。然后导向一系列自我批判举动，使我对城市问题(第8章)的最初的尺度表述产生了相对化和扬弃，最后促使我对围绕星球城市化问题域的问题进行重新表述，同时建立和改变了在前面章节(第9章和第10章)中形成和采用的尺度分析。图1.1总结了这种螺旋式发展的主要元素。前一二三章为理论基础，第四至第七章为批判性阐述和应用，第八至第十章为自我批判和理论创新。
本书各章论点概述如下。第一章导言简介之后，接下来第二第三章为把城市问题作为尺度问题进行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挖掘了内嵌于大卫·哈维和亨利·列斐伏尔几个关键思想中的独特的尺度分析，特别是资本主义下的固定性/运动性矛盾、城市肌理的概念、城市空间和国家空间的尺度交织以及尺度重组的过程。这一分析产生了资本主义城市肌理的尺度导向理论以及对于列斐伏尔称之为“城市的星球化”的过程的国家理论的理解。第三章讨论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在几个主要的批判城市研究流派中，反身性地探讨全球城市重构的尺度维度的不同方式。在前述关于城市问题的空间性辩论的背景下，我总结了城市研究中这种明显的尺度转变。新城市空间生产的尺度方法的理论特性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潜在贡献和危害是什么？我提出了一个相对狭窄但分析上精确的定义方案，它在方法论上推翻了对城市的地方主义、以城市为中心的理解，同时也把尺度结构化过程与其他有关地方营造、地域化和网络化的社会空间关系的关键维度区分开来。本书的核心尺度探讨在接下来的四章中详细阐述，这四章试图阐明城市重构和尺度重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1980年代之后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第4章至第7章)。这些研究建立在第一章开篇发展起来的概念基础之上，以便(1)批判性地质疑，并在某些案例中重新界定和修正在当代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的几个主要领域中阐述的尺度假设；(2)对1980年代后北大西洋城市重构的模式和途径进行尺度导向的国家理论分析；以及(3)区分一些特定的解释结果，这些结果来自超越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研究框架下城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而得出。第八章对前几章提出的尺度分析框架进行一系列元理论反思，同时也概述了后续城市化的空间性研究所面临的几个主要挑战。第9章和第10章将这些元理论反思与新一轮关于城市问题的理论化联系起来，就像之前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周期一样，这一理论化是由破解城市重构的新模式和途径的挑战所引发的。正是在这里，对于城市问题的尺度重构的可能性的指导性问题转变为对星球城市化问题域的更为明确系统的关注。这些章节基于对当代“城市时代”话语的批判评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定义框架，“城市时代”话语是一种于对构成不均衡、地域分异和星球城市化的空间延伸景观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狭隘简化。博任纳强调，城市空间尺度重组的概念和方法具有如下特点：它包括拒绝地方主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方法，而是强调资本主义城市肌理的相对多尺度、多样化和不均衡地理。它强调了国家空间战略在跨地方、跨地域和跨尺度构建、分层和重组资本主义城市肌理中的关键作用。它关注的是社会空间创造性破坏的矛盾动态——地域组织的生产和破坏——这种动态推动和调解了城市化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形成。它进一步阐述了城市的星球化，这一过程在第二章中参考亨利·列斐伏尔关于当代城市革命的极富影响力的假设的国家理论和跨尺度维度进行了初步探索。它理论化了城市重构的新兴形态，将其作为一种媒介和政治策略的表达，在不断深化的尺度相对化和新自由主义过程的地理经济背景下，构建新的、尺度重组的城市空间。它强调了资本主义下城市地理的多形态特征——它们在尺度上的分异和分层，但也通过地方营造、地域化和网络化的过程。本书认为，当前主要的理论要求是，将资本主义城市肌理重新概念化，不仅仅是作为嵌入更广泛的、动态演变的多尺度结构中的城市中心和聚集过程的地域分异、多尺度的地理，而且是作为不息的内爆/外爆过程的媒介和结果，它代表了资本主义城市化形态的时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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